昆明春色纪录片旁白配音

《昆 明 春 色》

蒋介石欲将云南建成“反共基地”，对“云南王”卢汉一边吹捧拉拢，一边严加防范。中国共产党通过政治攻势与军事压力双管齐下，争取卢汉和平起义。卢汉最终决定靠拢人民，通电起义，“春城”昆明和平解放。

1949年的初春，尽管已经是花开遍地，但昆明的局势却变得异常紧张，国民党的军警特务散布在大街小巷，四处追踪隐秘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

4月1日，位于昆明城中心繁华地段的南屏电影院刚刚更换了全新放映机，第一部用国产摄影机拍摄的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开始热播。而此时，电影院经理，进步人士刘淑清正在一间茶室里与当时的昆明地下党进行秘密接触。

昆明的平静是暂时的——随着人民解放军在三大战役中歼灭了154万的国军部队，战争的天平已经倒向人民一边。此时的蒋介石，连重镇武汉都丢了，他算着退守山高水深的华南和西南，用剩下的70万正规军，距险死守，抵抗解放大军。

面对蒋介石的退守战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针锋相对地提出：对西南诸敌采取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战略方针；同时强调，除了军事打击，政治进攻也同样重要。

在时局的天平上，云南成了最重的砝码。

而此时坐镇云南的人，是大名鼎鼎的“云南王”卢汉.蒋介石为拉拢他，委任他为绥靖公署主任兼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深知蒋家王朝已经无可奈何花落去，而新中国这一江春水正在滚滚而来。他忽然想起表兄龙云在被蒋介石软禁后常说的一句话：“此路走不通，去找毛泽东！”

可作为旧军阀，卢汉顾虑重重。是继续做云南王，跟国民党绑在一个战车上？还是投奔共产党，迎接新中国？他内心挣扎着。

为了表明中国共产党人的心胸和态度，1949年1月14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就曾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表明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八项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

看到中国共产党的表态，一股强烈的愿望在卢汉的内心生起——他决心寻找共产党。

为了保险起见，卢汉给旅居香港的密友、与中共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宋一痕写了一封急信，请他回昆明商议要事。宋一痕见到卢汉后，分析了全国形势的发展，断言国民党政权败局已定，奉劝卢汉不要充当蒋介石的殉葬品，希望他为了云南人民做出正确的选择。

一切都在秘密地进行中，就连当时生活在卢汉生身边九岁的卢国梅也没有丝毫的察觉。据她说，当时她还在昆明小学读书，对于外面的世界将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毫无察觉。

1949年4月20日，蒋介石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解放军遵照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发起渡江战役，解放南京，宣布了南京国民党政府的覆灭。

解放的浪潮奔涌而至，卢汉再次请宋一痕与中共华南局联系，同时又派妻弟龙泽汇与滇桂黔边纵队副司令员朱家璧取得联系。

桂滇黔边纵队是一支由20多个民族的优秀儿女组成的，极具代表性的敌后人民武装。在解放军主力进入云南前，他们一直活跃在云南、广西、贵州三省的广大地区。

为了进一步促成卢汉的起义，1949年6月中共中央、解放军总部还委派原国民党北平警备区中将司令官、参加过北平起义后任北平警备部副司令员的云南籍傣族人士周体仁秘密地来到昆明。

一个月后，卢汉的全权代表宋一痕来到北平，周恩来、朱德和李维汉等分别接见了他，他们对卢汉举旗反蒋，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表示欢迎，但又嘱咐起义的时间不能过早，以避免造成被动。

为了表示诚意，卢汉通过侄子龙泽汇送给了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一批枪支弹药，其中包括步枪3000枝、轻机枪百余挺，以及数十万发子弹。

从1947年夏天至1949年底, 边纵战斗遍及滇桂黔3个省147个县境,在约2000万人口的地区建立了12个成块的游击根据地,钳制了近15万国民党军队。

在这本《宋任穷回忆录》中记述到：

云南地下党和滇桂黔边纵队在当地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他们广泛发动群众，组织地方游击队，开创了滇东南、滇南、滇西北、滇东北、滇中、滇北等革命根据地，革命武装主力达3万余人。

就在起义行动紧锣密鼓地进行时，1949年7月，潜居在香港的龙云忽然表明与蒋介石彻底决裂的态度，并宣称“云南起义”。随着香港、广州、重庆等各家报刊纷纷以大字标题的隆重报道，顿时引发了各界震动，局势骤然紧张起来。

1949年8月下旬，蒋介石亲自从台湾飞到重庆召开西南军政会议，西南各省军政首脑都到了重庆，却惟独不见卢汉。

蒋介石愈感问题的严重，一再催促卢汉，前往重庆开会。

此时的卢汉内心十分紧张，因为他忘不了，1945年10月3日，蒋介石正是借滇军主力在越南河内接受日军投降之机，剥夺了表兄龙云的统兵权。并将滇军的主力60军和93军调往东北围剿共产党。虽然蒋介石任命了自己做云南云南省政府主席，但却始终采取既安抚利用，又监视限制的手段，不但设置了由亲信掌管的云南警备总司令部，还调派嫡系部队及特务、宪兵驻守云南。现在蒋介石又让自己去重庆，会不会故伎重演呢？

为了不耽误起义大事，卢汉一方面将自己的家眷秘密迁往香港，让他们隐姓埋名地生活。另一方面决定飞往重庆去见蒋介石。临行前他叮嘱安恩溥、龙泽汇等人，如果他在重庆被扣留，就立即通电全国云南起义。

出乎卢汉的意料，蒋介石在重庆以隆重仪式欢迎卢汉的到来，并委任他为云南绥靖公署主任，掌管云南的军警宪特指挥大权，允许他将保安团扩编为两个正规军，番号为被解放军歼灭的第74军和第93军，拨给两个军的武器装备和银洋100万元。作为交换条件，卢汉答应围剿“边纵”，在昆明进行反革命“整肃”，同意中央军入滇，飞机场和滇越、川滇路交由中央军控制。

9月8日，卢汉返回昆明，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西南区区长徐远举为首的大批特务也尾随而来。

9月9日，卢汉在蒋介石的压制下，被迫同意在昆明实施整肃，但他还是通知了刘淑清马上就要大逮捕了，刘淑清立即将这一消息告诉了地下党的余惠明。

形势突变，滇桂黔边党委派执委郑敦紧急约见卢汉的代表宋一痕，严正指出，卢汉违背自己的诺言，追随蒋介石随意抓人是自走绝路，必须悬崖勒马，保证被捕人员的绝对安全。

而此时，毛人凤正指使特务对被捕人员进行残酷的审讯，并拟定了200余人的枪毙名单，准备报卢汉批准。

卢汉拿到批示就像拿到了尚方宝剑，马上下令将所有被捕人员一律释放。

10月初，周体仁经93军军长龙泽汇引见，第一次见到卢汉。他用自己亲身参加北平起义的事实，向卢汉宣传中国共产党“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等统战政策，消除了卢汉的顾虑。

半个月后，卢汉主动约见周体仁，表示愿意起义。

随着广州、贵阳、重庆、南宁等城市的相继解放，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主力从湘黔边直出贵州，进占川东、川南，切断了国民党军退往云南的道路。陈赓率领的四兵团也在广西战役结束后直奔滇南，关闭云南之敌外逃的门户。云南已处于解放军的三面包围之中。

蒋介石心急如焚，能否控制地处边陲、拥有国际通道的云南，已然成为国民党军残余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

12月7日，卢汉的一位老朋友西南军政长官张群奉蒋介石之命，第三次飞到昆明，他是来劝卢汉接受国民党国防部等机构迁入昆明的。卢汉怕事情有变当即决定起义，并向中共昆明地下组织进行了通报。

一次大胆的拘押行动开始秘密展开。

到了晚上接近9点之前，国民党政要们陆续来到青莲街卢汉公馆，然后他们没有见到卢汉，却被埋伏在公馆周边的宪兵缴了械。

在昆明的国民党军政要员被一网打尽。

1949年12月9日晚22点，一面五星红旗在五华山瞭望台升起！卢汉在光复楼正式宣告云南起义，并通电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理及中央军委、解放军总部等，组织临时军政委员会，维持地方秩序，听候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同时向全省发布了起义安民布告。

12月11日，毛泽东、朱德复电卢汉，说他的起义“加速西南解放战争之进展，必为全国人民所欢迎”，并指示他接受二野刘、邓指挥，准没迎接解放军进驻云南。

卢汉当即复电，表示完全接受，切实执行。随即，他命起义部队解除国民党驻昆明军事机关、部队、特务机构的武装，控制市区和飞机场，并扣留飞机20架。

在中共地下党和全市人民的检举帮助下，与沈醉并称军统“三剑客”的徐远举、周养浩及其他大小特务大部落网。然而，不无遗憾的是，卢汉出于袍泽之谊，私下放走了张群。

云南起义，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在云南建立“反共基地”的计划。第二天，蒋介石派来飞机，在昆明上空抛撒传单，告送卢汉“回头是岸”，如不悔改就“炸平昆明”。他还任命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汤尧为陆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飞回大陆，指挥进攻昆明。

12月16日，敌人开始全线进攻。

为了保卫昆明，中共昆明市委迅速组织了3000多人的“昆明义勇自卫总队”，全面负责城区的治安保卫工作；正在滇西作战的“边纵”朱家璧部也奉命急速驰援昆明。

刘伯承和邓小平当天便电告卢汉，驻贵州的解放军第5兵团17军49师已向滇东挺进，拊敌侧背，打击敌人。同时，陈赓兵团也开始向云南运动。

就在此时，卢汉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由于对被俘的李弥和余程万抱有幻想，希望他们能一同起义。于是，卢汉将李弥放回了所属部队，希望能够缓解昆明方面的军事压力。

然而，事与愿违。

李弥回到第8军后，马上反悔，伙同曹天戈一起马上指挥第8军向昆明发起了疯狂进攻。19日，东南两路国民党军发动全线总攻，昆明的东北城墙和大东门、圆通街、圆通山都遭到炮击。但起义军的防城工事也较坚固，构成严密的交叉火力网，战斗一直持续到晚上，敌人仍然没有太大突破。

20日，敌人在昙华寺、大树营方向开展猛烈炮击。同时大量的步兵进入五里多和吴井桥，欲占领塘子巷。

昆明城告急！

南窑、南坝、双龙桥一线阵地没有城墙或高地作屏障，但这里是昆明城防至关重要的地段，直接关系着昆明保卫战的胜败。负责防守此地的是滇军第38团，这是起义部队中唯一由地下党员领导的一个团。团长李焕文和团政工室主任周世兴都是共产党员，他们指挥部队死守阵地，与敌人反复争夺。

当天晚上，卢汉接到刘伯承、邓小平发来的电报，表示解放军先头援军很快就可驶至昆明。随后，围城的敌人也得知解放军将驰援的消息，纷纷撤退。

此时，解放军已完成毛主席的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任务。

解放军第5兵团的第49师在滇桂黔边纵队的配合下，占领了沾益、曲靖、陆良，歼敌5000多人。敌第8军、26军畏惧被歼，陆续撤往滇南蒙自一带集结，昆明保卫战胜利结束。

1950年1月，四野第38军主力进占河口，切断敌逃往越南的道路，继而全面围歼了国民党留在大陆上的最后一个军事集团——汤尧集团。

这是一首当年昆明解放的歌曲，叫《金凤子开红花》。直到今天，昆明人依然喜爱这首歌。

1950年2月20日，解放军第4兵团举行入城式，陈赓司令员、宋任穷政委率部进入昆明。10多万昆明市各阶层人民和起义部队在金马碧鸡坊举行欢迎解放军的盛大集会。

当卢汉和宋任穷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时，昆明进入了新的时代。作为1950年起任第四兵团政治委员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兼云南军区政治委员的宋任穷深知，云南是个少数民族众多的地方，政策实施要十分谨慎小心。

鉴于云南的特殊性，云南省委提出既要解放农奴，又要照顾头人，争取大多数人跟共产党走的政策。也正是因为工作队重视民族团结，最终使得云南问题得到了和平稳定的解决。

“春城”昆明迎来了真正的春天，而5月20日也成了昆明解放的纪念日，成了共和国历史篇章中的永恒记忆。